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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介南:执教之初
2018-06-28 12:28:07 来源:湖南散文

我于1981年到1983年在株洲县一中教书。我的理想是当作家,并不愿意当老师。​ 我是株洲师范学校大专班毕业的,它不是什么正


 
         我于1981年到1983年在株洲县一中教书。我的理想是当作家,并不愿意当老师。
 
​        我是株洲师范学校大专班毕业的,它不是什么正规大学,但子不嫌母丑,我一直以她为荣。衣衫褴褛的母校在时光的流变中已经找不到踪影,直到有一天我坐在湖南工业大学校友会的主席台上,我才找到了她的归宿。但是别人问我什么学校毕业的?我还只能说株洲师范,不敢说湖南工业大学。我就这么个卑微的出身,我不想高攀,更不想愧对母校的养育之恩。学校不高贵,但我考大学的年代是值得骄傲的。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,那时的录取率只有3%。
 
​        在株​洲师范学校读书,《湖南文学》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《余音》,写的就是渌口老街上的故事。学中文最高理想就是当作家,而能在上大学就发表小说的人很少。文学刊物上能发作品,好像比任何名牌大学都有价值。在学校几年接连发表了几篇以渌口老街为背景的小说,在株洲也有点小名气,毕业后就想当个专业作家。
 
​        理想很温暖,现实却是冰冷的。温暖理想是从冰冷现实开始的,我一辈子的教学生涯,不情愿地从一中这座乡村学校起步了。
 
​        株洲师范大专班有三位同学分配到一中,我是中文班的;外语班的是一位女同学,叫夏雨,长沙妹子;还有一位是数科班的,罗家博。我是渌口人,县一中离家不远,虽然失落,分配结果还不算太差;夏雨和一班长沙同学被分配到县里,大部分还被分配到远离县城县属中学任教,这些长沙人的屈辱和痛苦是不可名状的。我尽地主之谊请大家吃了一顿饭,那种悲痛气氛,用如丧考妣来形容,似乎也不过分。从落地株洲县的那一刻开始,调回长沙就是他们最大的理想,没有几年他们都调回长沙了。夏雨和我们一起分到一中还算好的。我和罗家博,不断地安慰夏雨。夏雨也还单纯,既然悲伤并没有什么用,那就快乐吧。跟着二位本地大哥开始了教书生涯。
 
​        罗家博年纪较大,为父多年,我和夏雨叫他博哥。他是南阳桥的人,老三届,考大学前就当了多年的民办教师,还当过公社中学的校长。有上大学的机会,从民办教师成为正式的公办教师,从公社中学升到县属中学,人生的一大转折。加上老婆孩子都在乡下,一中离家又近,照顾家里方便。看见他每天夹着三角板和备课本,大步流星地穿过操场,笑容满面,大声与所有人打招呼,我想他应该是心满意足的。
 
​        一中当时只有高中,教学质量不错,每年有不少考上重点本科的。高考的头几年还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。我当老师的时候学生质量参差不齐,分快班慢班。高考还需要预考,能过预考参加正式高考都是不错的学生了。我一个大专生,又没有教学经验,当然只能教慢班了。我担任一个高一慢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博哥是个有经验的老师,他好像是快班的数学老师。学校缺英语老师,夏雨既有快班的课又有慢班的课。一中当时有一帮正规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,“文革”时就到学校教书。都是外地人,教学水平高,各科老师都有,他们教快班,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都靠他们支撑着。
 
​        我们单身老师去得最多的就是余棻老师和李家翠老师家。他们两家住在校园内一幢简陋的红砖平房里,前面是一片菜地,好像都是住家老师自己种的菜。两家比邻而居,一家两间房子,后面搭了一个厨房。余老师是语文老师,她爱人是廖玦老师,教数学;李老师是数学老师,她爱人是郭德衡老师,教物理的。两家都有两个女儿,一大一小,单纯可爱,在乡村长大,都操着纯正的普通话。两家大人是朋友,小孩也是朋友。我们常常从食堂里端了饭,走进她们家蹭点菜吃。
 
​        余棻老师在我们心中是女神级的人物,她是湖南师院教授的女儿,长得漂亮,气质高贵,讲普通话,很标准,给我们乡里伢子很大的心理压力。廖玦老师是个广东人,五短身材,爱喝点酒。郭德衡老师经常当着他们夫妻面感叹:“鲜花插在牛粪上 !鲜花插在牛粪上!”廖玦也不生气,很为插在自己身上的鲜花得意。廖老师家是华侨,有钱的一个显著标志,就是他家有一台进口大日立彩电。他每天喝点酒,红彤彤的脸,抚摸着自己的大肚皮,大声呼唤着她的小女儿,“喵!”小女儿的小名叫阿毛(猫),大眼睛,黑黑的皮肤,五六岁大,单纯可爱,是大家的开心果,更是爸爸的宝贝。廖玦和博哥是一个教研室的,关系亲密,博哥常常仿着廖玦叫女儿的腔调叫他,“廖!”
 
​        李家翠老师却是一个慈祥的大妈。在女儿面前是慈祥的,在学生面前是慈祥的,与我们年轻老师说话也是一派温柔,她那慈祥的眼神望着你,你还没有说话,就感觉你无限复杂的心思她都理解了。她对学生可以倾其所能。有一个乡下的女学生,家里困难,患有崩漏的妇科病,李家翠老师给她熬了两年的中药,天天不间断。每天上午课间,李老师端着熬好的中药,横过那片菜地,把药送到教室。让这个女生带着健康的身体上了大学。李老师时时都是忙碌的身影,家里的重活都是她干。她在坪里做藕煤,郭徳衡老师跟在后面检查质量。她是家里的男人。郭老师体弱,做过胃切除,做不了体力活。郭老师清瘦的高个子,留着西式头,戴黑框眼镜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总是在刷牙,一口洁白的牙齿很醒目。
 
​        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热点关注。一是中国女排的比赛。我们挤在余棻老师家的大彩电前看女排比赛,满屋子人欢呼声可以掀开平房的屋顶。郭老师的心脏是不能承受这里的紧张氛围的,他不时从门外伸头进来,敲着手里牙刷和杯子问,“几比几?几比几?”有一天伸进来的头是李家翠老师。李老师黑乎乎的脸,吓了我们一跳。原来她从渌口街上买煤,租了手扶拖拉机押运回来,刚刚卸完车,马上跑过来看女排比赛。二是文学。每一篇热点小说都是我们热烈的话题,不管什么专业的老师都是文学爱好者。我发表过小说,自然在话题中有些地位。但谈论文学的主角是郭老师。虽然学物理的,文学素养很高,阅读量很大,对作家作品很熟悉。他还有思想有见解,滔滔不绝,说到兴奋处还有充满感染力的笑声。与郭老师聊天是一种享受。
 
​        郭老师是湘潭人,书香子弟,天分很高。因为出身不好,进不了好大学,只能学师范当老师。他教物理,李老师教数学,但李老师有什么数学难题都要找他。永远都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,他沉默的时候大约是他胃痛的时候。学校开教师大会,郭老师经常是坐在那里低头批改作业,一只手顶着胃部。很专注,好像完全没听校长在说什么。我们的校长叫刘奇俊,但看起来人并不奇俊,一个干瘦的乡下老头,还戴着助听器。我感觉校长只管行政事务,教学上的事都是那班敬业的经验丰富的老师负责。校长很敬重一线的老师,他们才是教学的主人。刘校长的讲话,经常被低头批改作业郭老师打断。郭老师好像没有听讲话,但刘校长关键的话他一句都不会放过。“刘校长,这个事应该这样……”说完后,继续低头批改作业。刘校长会说,这件事就按郭老师的意见办。于是接着讲下一件事。这种情况经常发生,郭老师不觉得自己唐突,刘校长也不觉得他无礼,在座的老师们也不觉得奇怪。一切自然,都是为了学校的事。郭老师学物理的,却不会骑单车。李老师会,到渌口街上买东西都是李老师的事。在一中工作的一项基本技能就是骑单车。离渌口不近不远,没有公交车,只能骑单车。我们搞个集体活动,比如到渌口看电影,单车队就出发了。我们想用单车带郭老师,他是不会同意的。一个人大步流星出发了。我记得他搭过一次单车。第二年分配来一个新老师,叫翁少平,我们叫他翁少爷,简称翁少。有一次,翁少一定要郭老师上他的车。骑车上了渌江大堤,两人一起摔在堤上。郭老师爬起来,滔滔不绝地从力学的角度,详细分析了翻车的原因。翁少一直都没有机会释放满腹的歉疚。
 
​        翁少年纪很小,比在读的中学生大不了几岁。都是文学青年,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。他表面不拘小节,其实很细心​;看起来像条硬汉,其实很温情。我们见了刘校长很随便,他见了很惶恐。因为刚报到的第一天,床铺没安排好,刘校长就要翁少跟他搭铺。睡到半夜迷迷糊糊,翁少伸脚蹭到一个软软的板寸上,觉得特别舒服。梦里不知身是客,翁少不停地用脚背蹭那一个板寸。直到刘校长吼一声“搞什么鬼!”翁少才从似睡非睡中惊醒,知道那个舒服的板寸是刘校长的头。年轻人总是睡不醒,第二段趣事也与翁少的睡眠有关。有一天翁少来了一个同学。睡到第二天早上,翁少在被子里踢他一脚,“去给我上一节课!”翁少只告诉他教室,同学马上乖乖地去上课。刘校长早上查课堂是雷打不动的,查到翁老师上课的教室,一脸的疑惑,就不认识这个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小伙子是谁。有了这两件事,翁少看见刘校长就拐弯。
 
​        其实,在一中教书之初,我也有一件事耿耿于怀,不能释然。我教的是一个慢班,学生成绩很差,一般来说,考大学是没有希望的。我又是一个教学新手,没经验,也不投入。一心想当作家,心思都放在写作上,教学是应付。那天讲《过秦论》,没有备课,对“过”字望文生义,解释成“经过”的“过”,毫无知觉。课间休息上厕所,一个学习成绩不好,平时与我关系不错的男生跟我并排站着撒尿,他说:“易老师,你解释错了,不是经过的过,是过错的过。”我一下醒悟过来,羞愧得赶紧撤离。听到后面有同学开玩笑,易老师撒尿比学生还快。回到讲台,自信心彻底崩溃,没有胆子继续讲课,宣布自习。这是我教师生涯的痛点,它时时提醒我不备课不能上讲台。师道尊严与学生一起撒尿不会丢失,大言不惭地在讲台上向学生传授错误知识真是斯文扫地颜面丧尽!夫子说“不贰过”,有这次惨痛教训,“过”字自然不会再解释错了,从此也再没有犯过不备课就上讲台的错误。
 
​        所幸的是教学生涯一开始,就遇见了以郭徳衡李家翠夫妇为代表的优秀教师群体。他们有丰厚的学养、高尚的师德和一丝不苟的责任心。特别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那种安贫乐道的积极生活态度,给了我深刻的影响。他们是一些精神生活很丰富的人,在物欲横流的当下,更觉得那些普通知识分子的可贵。应该怎样当老师,应该过怎样的生活,他们给了我一个标准。30年来风风雨雨,面临各种考验和选择,自己能够守住底线,回想起来,与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
 
​        李家翠老师后来好像当了很长时间的株洲县人大常委会兼职副主任,这可能是一个普通老师受到的最高肯定和尊荣。夫妇俩退休回到了李老师的老家昆明定居。前两年他们回过一次株洲,是他们的学生接过来的,参加学生们一系列的活动。翁少平请他们吃饭,邀我作陪。郭老师70多岁了还是那种做派,高谈阔论,笑声爽朗,但已经有些龙钟了。李老师说他后来又做了手术,胃基本切除了,所谓吃饭只是一个形式。我们喝酒,郭老师看我们吃,他说话。一如往昔,所谈皆家国大事。李老师一如既往充当保姆角色,关注郭老师的一举一动。我们十分羡慕郭老师,被一个女人精心照顾一辈子,大丈夫当如是也!
 
​        我在一中只当了两年老师,带了一个毕业班。那时高中只有两年,我记得毕业时也有四五个学生过了预考。预考后就是与快班一起上课了,有不有考上大学的我不记得了。但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完全是在我的帮助下成功的,是我当老师的第一份成绩。那一年招飞,我们班的晏寿林同学居然体检过关了。万里挑一,比考大学都难。但是晏寿林是个农村小伙子,在我们慢班成绩都是中流,文化要过关是一个大难题。但晏寿林是个有性格的倔强学生,我们师生长谈,一定要把握人生中难得的机遇,只有一条路,努力学习。学生拼了命,我这个老师也一路陪同,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帮助。通过几个月的努力,晏寿林居然考上了!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一个老师成功的喜悦。晏寿林成为航校的学员,毕业后成为飞行员。转业后到了检察院,现任石峰区法院的副院长。几十年,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,从师生关系发展为朋友关系。晏寿林是我一中教学生涯的深刻记忆,他让我找到了当老师的感觉和自信。
 
​        一个同事翁少平,一个学生晏寿林,虽然相处不到两年,却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。有些人几年不见就完全变了,完全不对味了。但翁少平和晏寿林身上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防腐剂,优良的品质和性情几十年不变。不管处在什么地位,相隔多长时间,只要一联系,一听声音,就能感到还是那一个本真的他,那个可以托付一切的朋友。
 
​        翁少平几年后也离开了一中,当了记者,现在是《株洲日报》的副总编,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。我和博哥曾住一个房间,也看到他对学生对家庭的那份责任心,他以后当了校长、县教育局长、县委书记,继而任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一路仕途顺畅就不足为奇了。他是一个爱家庭爱学生的人,仕途走多远,心中都会有准星的。夏雨可能是在一中待得最长的,她好像完全融入余老师和李老师的家庭,成了她们的大女儿,四个小姐妹的大姐姐。她在一中成了家,后来两口子调回了长沙。女儿在美国定居了,她好像去了美国。
 
​        我调到了妻子单位湘江氮肥厂子弟学校工作,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第二站。30多年,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教过,三分之二的时光都是在校园度过的。校园改变了我的观念,渐渐明白作家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职业,而教师职业的大门是面向普通人敞开的。每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。我发现作家是痛苦的,越是好作家越痛苦。好作家要荷担人类的苦难,个人生活常常是不幸的;而好老师是幸福的,它是一个神奇的职业,你付出越多收获就越多,既可以满足尘世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,又可以满足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。越是好老师生活越幸福。老师可以是俗人的面目,也可以有圣人的境界。但好老师包括学识的要求,做人的标准和生活的态度,需要你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慢慢修炼,也是不可须臾放松的。
 
​        执教之初,我有幸在一中遇见了一群好老师,做好老师的追求自觉不自觉是从一中开始的,很怀念那一段宝贵时光。

 
易介南    文创一级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有戏剧作品音乐剧《同一个月亮》花鼓戏《五十二家别墅》。出版小说集《城市与女人》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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